刋於《PC3 Corporate》 41期 2010-Sep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每年都出版 環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 Report)，在接近500頁的報告 (http://goo.gl/nJKO)，詳細比較133個國家經濟體的相對競爭力評分。今年，瑞士取代美國排名第一，美國屈居第二；鄰近國家星加坡全球排名第三，比去年升兩位；日本排名第八，比去年升一位；其他位於十大的國家，是瑞典、丹麥、芬蘭、德國、加拿大和荷蘭。

香港的Global Competitive Index 排名十一，與去年相同。表面看好像不太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官方過去亦以此自慰。不過，稍看報告的詳細分析，確實令人擔憂。

環球競爭力報告把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基礎因素主導、效率主導和創意主導，共有12項支柱因素量度競爭力。香港已是創意主導的經濟體系，和其他在同一階段的經濟體競爭，即是說，香港要保持競爭力，要多在創意主導的支柱因素中努力，不能滿足於基礎因素主導和效率主導的支柱因素。

香港在 GCI 排名雖中在11名，但其實是運輸電力基建(第3名)、金融(第5名)、法治治安體系(第8名)、和科技(第8名)等細項的排名拉高。

創意主導的支柱因素綜合排名23，包括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15名)和 Innovation (28名)，即是說和在創意主導的因素排第23，，被眾多歐美國家拋離，遠較自己總綜合指數11名低，是偏弱的部分。鄰近地區的排名是：日本(2)、台灣(8)、星加坡(10)、韓國(16)、馬來西亞(24)，香港在亞洲五小龍(日、台、星、韓、馬)中明顯滯後。反觀印度(28)、中國(29)等發展中的龐然大物的高速增長，亦步亦趨。

第五支柱 — 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綜合排名，竟在33位，其中 「5.02 高等教育入學率」細項排名竟是66名，對一個富裕的社會，簡直是缺憾。最近，恒生管理學院校長崔康常指出(http://goo.gl/NDax)， 本港升大學入學率祇有11%，遠低於台灣的 100%及南韓的 90%，更低過內地一些沿海省分。他指出，升大學比率過低，令香港難以在知識型經濟有競爭力，升大學率低過50%，和其他國家根本難以競爭。

其實，香港根據經濟和勞動市場需要而制定的大學學位數量，經已過時，是時候檢討香港的教育培訓的社會目標，如何增加公立大學學額和扶助私立大學了。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特區政府應因應聯繫率帶來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讓各個經濟範疇經歷通縮和通脹的循環，讓經濟健康成長。政府既不應任意托市，更不應選擇性托市，以免加劇貧富懸殊。我們並非建議政府袖手旁觀，反之政府可以從四方面推動經濟發展：一、穩定市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二、刺激私人消費；三、增加政府開支，啟動連鎖效應；四、政府駐內地機構協助本港企業參與擴大內需的項目，讓連鎖效應伸延至香港。必須重申的是，由於香港是開放型經濟，面對環球經濟衰退，本港必須經歷通縮及完成價格下調，才能恢復競爭力。

穩定金融體系信心

金融體系既是整體經濟的關鍵脈絡，更是支援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故此，穩定對金融體系的信心，不能說是干預市場，而是鞏固整體經濟的基礎，更何況政府及中央銀行長期以來都扮演金融體系的最後貸款人角色，有關做法在學術上也獲充份肯定，故不能與托市混為一談。金融體系面對信心危機時，政府應出手穩定這個基本經濟架構；當基本架構恢復穩定後，政府便應抽身離開。穩定金融體系信心的方法有多種，有些便宜，有些昂貴：　　一、「出口術」：這是最便宜甚至無需成本的方法，由政府高層高調宣稱金融體系並無問題，通常在信心危機不嚴重或發生初期較有效，有助穩定信心。

二、擔保：比「出口術」貴，但也可算是便宜的方法。政府以本身的信用作擔保，市民在一般情況下是會放心的；擔保不需即時付款，危機也可能自動消失，政府最終或許不費分文。

三、政府注資金融機構作股本：成本比擔保貴，因為政府須從庫房拿出真金白銀，而且還要冒相當風險。獲注資機構的股本有所增加，有助提高其資本對負債比率，帶來槓桿效應，更可改善資產負債表的實力，減低倒閉風險。政府雖然須付出較多資金，但相對於個別金融機構倒閉，代價仍是較低的。

四、買入金融機構的壞資產或將機構國有化：這是最昂貴的方法，不到最後關頭不應使用。經驗顯示，這種干預通常會為納稅人帶來損失。但若有關金融機構的問題已相當嚴重，不以非常手段難以打救，即使昂貴也無可奈何！

香港銀行體系健全，金融管理局的年報顯示，去年香港銀行整體的平均資本充足率是百分之十三點四，高於國際要求的百分之八水平。面對金融海嘯，政府已採用了上述第一和第二招穩定人心辦法，按現時的形勢估計應該不需第三和第四招。但是，政府在穩定信心之餘，千萬不要製造投資風險的道德危機，也就是不要讓投資者誤以為不須承擔投資風險。因此，政府不應介入每一次金融危機並扮演拯救者，也不應拯救所有金融機構。即使政府最後決定拯救個別金融機構時，也應該敦促有關機構把部分股本撇賬，讓投資者緊記投資是有風險的。

讓市場力量自救

穩定市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後，政府應改善市場的結構，藉以刺激私人消費。若要振興經濟，鼓勵有能力的市民消費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因為每消費一元，可產生超過一元的經濟連鎖效應。市民一生中最大額的消費，當然是買樓了。香港地少人多，對物業的需求龐大，而誘發這龐大消費需求的關鍵因素無過於樓價。股市大跌後總會回升的原因是股價下挫至某個水平，便會有人低位入貨，這就是市場力量。即使在經濟困難時期，社會上總會有具消費力的人，只要價格到位，他們手中的財富便會轉化為購買力，推動經濟復甦。基於此，政府不須也不應再托樓市。

香港並不存在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住宅物業市場。在過去一段長時間，香港無法通過市場力量解決「縮水樓」的問題：實用面積多少？建築面積怎樣計算？我們究竟買了多大的房子？一項價格達數百萬元或可能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投資，上述問題竟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實在非常荒謬。由此可見，住宅樓宇市場基本上是供應一方獨大及主導。消費者委員會遠在一九九六年已有報告指出這個情況，只是政府沒有決心去解決問題。政府應採取有效措施建立一個供求雙方議價能力相若、競爭性高的住宅市場；只有讓價格調整，才能引發置業欲望及購買力，產生經濟連鎖效應。

公共專業聯盟土地政策及多元經濟小組召集人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難免遭受沉重打擊，為此政府倉卒組成了經濟機遇委員會以謀對策。然而，近日社會上出現要求政府托樓市的聲音，理據是多國政府也作出了干預市場的舉動，香港政府也不應例外。繼二○○二年特區政府推出「托市九招」後，二○○八年再度出現要求政府托樓市救負資產的聲音！我們不禁要問，應托市，還是要讓其他市民有機會「買平樓」？

香港實行聯繫率，美元兌港元固定在一比七點八的水平，因此不能變動率以應對外圍經濟波動，而須透過本港整體市場價格變動來回應外圍轉變。

聯繫率下的必然調節

簡 單來說，當外圍經濟蓬勃增長帶動本港出口增加時，香港便能賺取較多外，港幣供應相應增加，刺激商品服務需求增長，形成通貨膨脹，因而削弱本港的競爭力， 導致經濟降溫。反之，當外圍經濟不景造成本港出口減少時，貨幣供應增長減慢，較少貨幣追逐商品及服務，便會產生通縮，生產成本因而降低，有助提升香港的競 爭力。香港聯繫率設計者John Greenwood在Hong Kong’s Link to the US Dollar一書中也認為，在經濟不景時，香港經濟的各個範疇必須全面降價以重建競爭力，特別是一些在本地提供的服務，如銀行、旅遊、地產和貿易服務等， 原因是不能通過降低率使外國客戶感受到減價的效果。

香 港在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了漫長的通縮期。理論上，香港各個經濟環節都會因應市場供求調節價格，調整完成後得以重拾競爭力。問題是在既得利益的游說 下，特區政府在二○○二年推出九項托樓市的措施，以至地產環節沒有完成浴火重生的過程。當香港的零售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市場大體上已因應通縮而調節，惟 獨是地產市場依然故我。結果在隨後幾年，本港物業價格仍然偏高，市民要用高於市場應有價格置業或租賃，提高了本港的營運成本。

由 於地產市場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經濟環節，地產市場沒有完成價格調整，香港經濟也就沒有完成聯繫率制約下所需的內部調整，影響負面。瑞士諾桑管理學院二○○ 八年的《世界競爭力年報》指出，價格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弱點，主要原因是住宅和辦公室租金偏高；在五十五個經濟體系中，香港住宅和辦公室租金的世界競爭力排 名分別是五十三位和四十五位。由此可見，物業成本過高，已嚴重削弱了本港的競爭力。地產的價值因托市而畸形偏高，造成了巨大而不健康的財富傾斜，加劇了香 港的貧富懸殊。

最低工資彰顯經濟公義

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應只眼於個別經濟環節或企業，必須掌握聯繫率的宏觀特性，從長遠及全面的角度分析問題。香港是一個極為開放的經濟體系，必須完成周邊經濟環境衝擊引發的價格調整，才能重拾競爭力。

為 維護社會公平，政府更有必要為在職貧窮人士訂定最低工資。托樓市措施使本港的營運成本大大提高，以至一些企業為求生存，不斷向下轉移成本壓力，最後落在非 技術勞工身上，裁員減薪，加劇在職貧窮的問題。筆者雖然是競爭市場經濟的支持者，但在政府托樓市干預經濟調節在先的情況下，也支持立法訂立最低工資以彰顯 經濟公義。其實，地產大財團自二○○二年以來一直享用由普羅納稅人提供的免費午餐；相比之下，現時倡議的最低工資立法，只勉強算是免費早粥而已。

土地政策及多元經濟小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