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環境是我首重的施政綱領。要爭取優秀人才，要留住本地培養的人力資源，要開拓香港的服務行業，提供清潔綠化的生活環境尤為關鍵。……環境保護不再是從外國輸入或強加於亞洲國家和城市的議題。不論是香港這樣的城市，還是珠江三角洲這類更大的經濟群體，環境保護是保持繁榮興旺的成功要素。」當我們的特首本月中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上述的宏論後，大家都滿心歡喜，以為特區領導人忽然迷途知返。

就在上述演講的十天後，科大環境研究所訪問學者吳家穎批評政府取巧，將去年路邊污染數據與八年前相比，只能顯示去年情況較最壞的時候為佳，但實情是，去年路邊污染指數嚴重超標的日子達六十八天，是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最差的一年；今年首季赤角機場的能見度有八百零七小時不合格，比五年前上升近一倍。正好在同一天，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的調查顯示，市民認為本港環境污染惡劣，其中以空氣污染排首位，百分之九十四受訪者認為問題嚴重。

解決空氣污染的種種方法不知在政府、商界、民間與專業團體之間反覆討論了多少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去年發表的報告，詳細羅列四十多項鉅細無遺的具體措施，共需款四百多億元。對於一個坐擁萬億儲備的特區政府，要用這區區之數去對付市民心中的頭號敵人，捍經濟，本應是輕而易舉的事。為什麼政府一拖再拖？

特區「決策癱瘓症」

解決空氣污染需要政府推行政策，在主要持份者之間進行錯縱複雜的利益調整。例如：減少路邊空氣污染須要更換「墨魚」巴士，觸動巴士公司的利益，而巴士公司又可以乘客利益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減低船舶排放須要觸動大船商、碼頭營運商和小輪公司的利益；減低電廠排放更要與兩間電力公司背後的本地及美資股東硬碰；減低珠三角的工廠污染更須要觸動成千上萬的大中小廠家利益。政府投放資金作為補貼，只可以稍為舒緩矛盾，不能根本避開市民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從而使染成本轉由企業承擔，利益重新分配的大格局。

面對如此形勢，決策官員的「理性」選擇是使出NIMTOO （Not In My Term Of Office）一招，只要硬碰既得利益的時刻不在我任內發生，什麼無關痛癢的政策都可以出台。這種思維一旦傳染開去，上行下效，「決策系統癱瘓」便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上星期立法會在審議空氣污染條例修訂草案的時候，才突然發現環境局打算把屬於公共資產的排配額免費贈送給兩間電力公司，隻字不提在歐美國家把排配額通過拍賣形式發售，以激勵電廠減排的世界潮流。

送電力公司十四億大禮

若果以環境局本身預測每噸廢氣排放額價值兩萬元推算，單在二○一○年政府免費授予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噸的排放配額，便等於代表全港市民向電力公司送出十四億元的大禮。至於二○一○年後的配額如何制定，是否能夠與改善空氣質素掛，則一律含糊其詞。如果這不算「利益輸送」的話，就是典型的「不在我任內」心態作祟。

正本清源，「決策系統癱瘓症」的補救方法自然是改革決策系統。

香港可以參考英國的「國會與科學委員會」或歐盟在不同領域成立「科學督導委員會」的做法，成立以保障公眾健康為凌駕目標的「空氣污染科學督導委員會」，由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以科技主導政策，成為決策的核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曾經在內部討論成立一個數百億元的「超級空氣基金」。若果安排得宜，這個建議可以配合以「空氣污染科學督導委員會」的新決策模式，成為補救「決策系統癱瘓症」的嘗試。以科學論據的道德高地衝破既得利益的掣肘，贏取市民支持，可能是促使官員放棄「不在我任內」心態、促使特首放棄禍延子孫的「決策系統癱瘓症」的最佳出路。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