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西九方案目前難以克服的障礙

根據政府官員在2009年12月18日及2010年1月8日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就議員提問的答覆，「新高鐵專家組」進行了詳細分析，確認了以下範籌的問題，基於工程技術、法律和程序的障礙，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找出解決辦法，因此無法在未來一、兩個月內向立法會提交合乎情理的答覆：

一、「一地兩檢」難產 高鐵功能變質

由於現行法律限制，要有效地在香港境內實施「一地兩檢」， 需要 修改法律，甚至觸動基本法，而兩者均不可能在幾個月內完成，或至少獲得中港兩地的行政及立法機關確認可行方案。一旦「一地兩檢」無法落實，高鐵乘客(特別 是長途車乘客) 可能多花一、兩個小時在距離港境最近的內地車站下車接受檢查， 使高速鐵路變成名不符實的中速鐵路，令高鐵服務吸引力大減，從而降低乘客量和削弱經濟效益。即使中港行政機關願意考慮電子預檢制度、列車內邊檢制度或流動檢查制度，仍然需要面對不確定的法律和操作障礙，不可能於短期內解决。

在沒有「一地兩檢」的情况下，高鐵的性質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條主要來往香港至深圳和廣州之間的區域快線，與目前「直通車」的運作模式相近。對很多長途車的乘客而言，往深圳福田站或廣州石壁站上車，可能較往西九總站上車更方便快捷。由於營運模式和收益來源的變化，整條高鐵的設計思維須從新檢討。若果只是興建一條策略位置大大降低的區域快線，如何調整方案、降低成本造價以維持營運效率，將會是至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二、九龍區交通擠塞和環境惡化

政府在1月8日在財委會上公開的「西九龍填海區發展交通研究」顯示：高鐵 西九 總站建成後，新增交通會嚴重影響九龍區內18個路口，佐敦道須拓寬至13條行車線，彌敦道上多個路口不准轉彎，強制車流駛入橫街，11條內街交通流量大 增，馬路切入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大舉破壞 社區 環境。報告承認部分建議改善措施在技術上不可行，但並無提出解决方法。

由於部份建議的改善措施(例如廣東道與柯士甸道交界的行車隧道)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兼且上述措施均未開始向區議會和油尖旺區居民進行諮詢，未知市民是否接受，政府不可能於短期內向議會提交一套解决九龍區交通擠塞和環境惡化的方案。

三、西九文化區的環境破壞和工程延誤

根據「西九龍填海區發展交通研究」顯示，廣東道和柯士甸道西需要永久佔用西九文化區土地，同時在文化區東面地段，由於地底成為列車緩衝區，將來營運時的噪音和震動，構成無法克服的制約，使地面不能興建高標準的文化表演設施。在高鐵施工期間，更須徵用文化區三份一的土地和一半海岸線，使文化區難以按照原定2014至2015年的時間表落成，剝奪了市民使用的權利。

鑑於運輸局尚未把上述各種影響，正式知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更未有通過諮詢會向文化界和公眾諮詢，而負責總體規劃設計的三家建築師更未提交解決設計和延誤問題的報告，政府顯然無法在短期內向立法會完滿解釋，如何能夠紓緩和補償對西九文化區的破環，和保證按照原定日期落成。

四、大角咀居民欠缺完整賠償機制

政府官員在1月8日的會議上首次披露，大角咀區共有47棟樓宇的區民，即數萬名市區居民，將會因建設高鐵隧道而損失潛在發展權益，而很多居民尚被蒙在鼓裡。鑑於終審庭在2003年Director of Lands v Yin Shuen Enterprises Ltd 的裁決，這些居民即使向政府索償，也不會取得等同於正常更改地契、重新發展時所獲得的「期望價值」。更何况這些居民在索償前，先要付出大筆支付給測量師、工程師和律師的顧問費用。

鄭汝樺局長在1月8日的會議上考慮設立一個「索償委員會」，但尚未有細節，而政府若要訂立足以補償潛在發展權益損失的標準時，需要兼顧「鐵路條例」及上述終審庭在2003年裁決的規限，有可能須修改法例。因此，政府顯然無法在短期內向立法會及大角咀居民提交完整的賠償方案。

五、遷拆菜園村違背環境補償原則

菜園村村民在過去一年多來鍥而不捨的抗爭，即使賠償金額增加， 仍然有不少村民堅持「不遷不拆」的訴求。這個罕有現象，正好印證了政府至今未有就不同收地方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的缺失。按照環境影響補償的優次原則，凡是對環境和社區有重大影響的方案，應先考慮替代方案，完全避免該項影響；只有在替代方案不可行而避無可避時，才考慮紓緩和補償措施。鑑於菜園村村民的反應，遷拆菜園村顯然屬於重大環境影響，應適用上述優次原則。

菜園村是一片完整的可耕農地，附近有很多土地質量差劣的廢車場和貨櫃場，從善用土地的角度考慮，政府是否應該率先徵用這些半發展、半廢棄的棕色地帶，遠勝於徵用一些未受破壞的耕地，以保護本土農業和鄉郊景觀？或乾脆考慮遠離菜園村，例如在錦上路建站的方案？

由於政府顧問並未有在環評研究內，就不同方案進行完整的「社會 影響評估」，政府有必要補足欠交的評估，同時研究替代方案，包括「貫通南北」錦上路站方案的可行性。這些研究需時，政府顯然無法在短期內向立法會提供完整答案。

結論

鑑於上述五項工程技術、法律和程序的障礙，猶如高鐵面前的 「五座大山」，政府不但無法在短期內向立法會提供合情合理的答案，即使高鐵撥款獲得通過，也難以順理進行。新 高鐵專家組呼籲，政府明知無法就「五座大山」提供答案，便不應再浪費議員時間，在1月15日勉強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政府應該擱置撥款申請，以三個月為期，完成應做而未做的研究和程序，向市民大眾補足應該交待的資料，並啓動公眾參與機制，廣納民意；同時，立法會應聘請獨立顧問， 評價「貫通南北」錦上路站方案的可行性，以便三個月後能夠與西九站方案作出公平客觀的比較，作出最符合公益的抉擇。

公共專業聯盟

新高鐵專家組

201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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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將於座談會完成後獲發證書)

「香港無國界工程師」在六月一日派出四人工作組往四川災區，作前期策劃研究工作，為「香港無國界工程師」協助四川重建的第一支派遣隊。成員包括蘇耀坤（結構工程師）、林顯忠博士（結構工程專家）、梁青平（公共生及人道救援工程師）、吳永輝（城市規劃師及ＧＩＳ專家）。我們在數天內與「四川五一二民間救災行動」及多個官方和民間組織進行會議，亦走訪深受地震破壞的都江堰（紫坪鋪鎮）、彭州市的紅岩鎮和通濟鎮、北川縣擂鼓鎮茨溝村、廣元市、青村縣和甘肅省文縣等地。目前工作組仍然在當地進行研究，以期日內完成第一期的評估。

緊急救援須全面

是次救災工作確實是集全國力量，務求以最大的力度及於最短時間內完成緊急救援、臨時安置和進行重建規劃。而海內外的國家及非政府組織的支援，亦很快已經到達。

綜合前期資料及實地調研結果，證實了現在國內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確在臨時帳篷與食物的提供、醫療、災區兒童救濟等方面，都已做了大量工作，「要快」的要求算是做到。

但在「全面」的要求方面，據知在初期有部分鄉鎮本負面消息少往上報的心態，少報了死傷及破壞數字，以致低估了個別鄉鎮緊急救援的物資需求。由於現在重災區都已有軍人進駐，相信政府已能掌握災情；但另一方面，由於死傷集中在四川，以致國內外新聞媒體的報道都是集中在四川各地；而在山的另一邊的甘肅省，雖然死亡人數較少，但亦有大量平房倒塌，這些與四川山區基本上是一樣貧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鄉村，特別是山地村，其實同樣困難重重，未能安頓。我們作為非政府組織，促請中央政府在照顧各地災民時必須做到全面、公平，並且提供方便讓民間組織以化整為零的方式深入支援。

對於重建規劃「要穩要妥」的考慮，反映了我們對於中央政府指示盡快完成規劃重建方案，及考慮現實環境挑戰的一個兩難。據知，有說要求各地規劃和設計院在三個月內趕工完成重建規劃方案。問題是三個月內趕工趕出來的方案是否一些可以讓農民、山地村民長治久安的方案？是不是讓農民和山地村民在經濟、文化、環境上可持續發展的方案？會不會再次面臨三峽水庫移民在經濟、生活困難的一些問題？

「要穩」，首先是重建的地層要安穩；這反映在地震帶禁建區的劃訂，這是要有關專家共同研究劃訂的。劃大劃小，影響了日後居民的安全，亦影響政府對遷徙民眾的承擔和投入。

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考慮，香港的天水圍就是一個沒有妥善規劃的惡例。規劃師趕工劃一套建設圖則並不困難，但「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並不是劃一劃、盡快施工就天下太平。規劃是一個集結工程、經濟、公眾參與、政治決策及回饋檢討的一個過程。急就章的規劃，或者可以很快的興建出來，但卻未必能真正照顧到災民的需要，甚至反而埋下下一次災禍的禍根。

可持續發展不能由上而下

筆者走訪的一條山地村，是羌族村落。羌族是一個有二千年文化的少數民族，全族三十二萬人中約有九萬人受災，很多具有文化價值的村落樓房被摧毀。羌族人文化如何保護？規劃前做不做社會和文化調查？他們在地震之後如何解決生計？

再舉一例：農民在地震前較多分散居住，以方便照顧莊稼。但重建時如果採取分散居住，便影響了救災的效率。從救災的效率而言，當然是放棄山區，把山地村民搬到村鎮，甚至興建城市，集中居住為佳。但農民願意嗎？究竟應是盡量原地重建復修，還是興建小鎮集中居住？這是要因地制宜，反覆論證的。

筆者很欣賞國內各政府及私人部門為緊急安置而興建大量板間房的熱誠，但在與一些國內民間團體的討論中，我們都懷疑一些農民會因為安置板間房太熱、或者離莊稼太遠、或者是要為了看管他們的雞鴨，而寧願冒險搬回田野的破屋中。

重建規劃能否做到「穩與妥」，關鍵在於決策者是否以災民為核心，排除由上而下的心態，貫徹災民全方位參與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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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工程師」四川工作組、公共專業聯盟

「真實的北京正在消失，連一塊關東糖都保不住了。」從北京新鮮出爐的國際機場接我往酒店的司機小甄，邊駕駛邊慨嘆，說北京天天都有新的高樓大廈「從天而降」，但代價是傳統文化與精神面貌一一給連根拔掉。小甄告訴我，他心愛的關東糖又稱飴餳，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一千年；這糖堅硬無比，吃時須用菜刀劈開，質感重中有細—像極北京人的傳統個性。今時今日，卻已買不到關東糖了。

不是形象工程

上星期到了北京一趟，為組織部給北京官員舉辦的五天工作坊主講一節城市品牌建設。講題是「品牌建設：不是形象工程」，開宗明義要學員們理解城市品牌建設的終極目的。城市品牌建設，跟一般商業及人物品牌建設原理相同，意即以「跟競爭對手清晰區分」為方法，與受眾建立「真摰、牢固、恒久不變、無可替代、不容剽竊的關係」；能做到這點，則品牌可以超越時間、超越受眾客觀條件的改變（如年紀、收入、身份、閱歷）、超越產品特質（如品質、技術、包裝）、超越偶發過失、超越價錢、超越人事變動、激發內部力量。

既然有這麼多的好處，每個城市自然都應該做品牌建設。但首先一個城市必須要符合一系列的大前提：一、品質良好（不好的便要馬上改善）；二、與時並進；三、恪守誠信（不能說謊、不能違反受眾的╱普世的價值觀與道德）；四、品牌「人格」表裏如一、前後如一；五、要有真正的受眾而受眾真正有選擇。做不到這幾點，則城市品牌建設無從談起。

北京不單是一個城市。作為首都，世人自然把她與中國政府畫上等號，亦即城市品牌無可避免與政府品牌掛，令北京建設城市品牌增加了難度。看看日前《金融時報》指中國政府由於對國際傳媒的報道、特別是全球為西藏抗議所作的聲援感到憤怒，故會聘用國際公關公司，在北京奧運開幕前修補形象，便能理解。但若只把心思放在表面的「形象修補」上，將無異於皮相化妝，終究也徒勞無功。美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已取代北韓成為美國人眼中「美國最大敵人」的第三位，皮相化妝恐怕幫不上忙。

可持續發展成潮流

在講課後的討論中，學員的熱心投入與緊令我不無感慨。他們有問「奧運能否幫助北京建好城市品牌」的，有問「城市品牌應建構於新的東西還是舊的東西之上」的，有指出「一個城市不把可持續發展放在首位的話只有死路一條」的，更有激動表示「老百姓的福祉是唯一依歸」的。

他們說得好。城市之所以需要品牌建設，一是希望對內凝聚，令城市的組成部分—市民—可享有高質素的生活，從而樂於成為品牌的一部分與持續推動者；二是希望對外吸引其他城市及國家的遊客、傳媒、投資者、高質素移民。兩者加起來，終極目標是令城市於環球競爭中可持續發展，免於末落。試問一個沒有市民願意生活下去的城市，如何持續發展？

我難免想到香港。香港市民早已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愈來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對照之下，也學會把「城市品牌」掛口邊的香港政府卻無視世界大潮，選擇往後退。世界大潮是什麼？去年的「全球最宜居住城市選舉」，評審指標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育、環保、社區可持續性、健康生活模式、未來規劃。香港政府卻以「親疏有別」為第一考慮，故意把社會上提出的無數良好建議都拋到垃圾桶，把香港最珍貴的公平原則肆無忌憚地踐踏。

在過去兩周，這個城市添了兩道疤痕。一道是在光天化日下一座七十年歷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物公然被撕破的臉皮；另一道是在圍牆後那八十年歷史的佛門建築給靜靜拆骨的殘軀。前者發生在灣仔半山的景賢里，後者在昂坪山頂寶蓮寺。這是城市發展加快步伐時迫不得已的疤痕，還是好勝逞強、走入歪路時留下的創傷？　　自從特區政府在八年前起擁抱可持續發展為「區策」以來，誰能看得出城市發展的方向有什麼重大改變？

文物保育政策付諸闕如：今年初因天星事件而匆匆出台諮詢公眾的文件，還是三年前拿出來的老樣子，連封面也沒有翻新。因為居民到處反對屏風樓而忙於招架的規劃署，唯一向公眾交代的武器依舊未變：城市設計指引內的通風評估還是停留在自願性質階段，意思是發展商一如既往、毋須遵從。

可持續發展走對路嗎？

天星走了，皇后走了，屏風樓多了，藍天少了，在職貧窮人口十年內翻了近一番，去年庫房盈餘飆升至近六百億元：可持續發展走對路了嗎？

經過多年的推廣，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所倚賴的三條支柱：人（社會公義）、地球（環境質素）與繁榮（經濟活力），已經耳熟能詳。可是，港府網頁上從未提及的第四條支柱，卻偏偏是本城發展舉步維艱的原因。

從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起，經過十五年的折騰，國際社會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第四條支柱，就是民主決策的體制。

任何發展決策均取決於價值判斷。關於「為誰發展？為何發展？」的核心問題，沒有社會大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這些決策不但易受質疑，更難以鼓動民眾的熱情為未來的福祉而作出眼前的犧牲，要結合社會公義、環境質素和經濟繁榮的願景只會遙不可及。

建設第四條支柱有三重意義：其一、透過程序公義賦予公共決策廣泛的認受性；其二、促使所有影響發展和環境的決策能夠適時反映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其三、鼓勵社會上不同意念的良性競爭，提升創意，從而在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中尋找出路。從正面看，只有第四條支柱才能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相信任，締造良好管治。

民主決策是第四支柱

第四條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里約熱內盧宣言》中的「決策權從屬於下」的原則（Subsidiarity Principle）。正如歐洲很多實踐這項原則的市政府的經驗證明，將決策權交給最受決策影響的基層持份者才是最明智之舉。為了促使發展決策能夠公平、透明和讓持份者廣泛參與，最終的保證莫過於一套民主的憲政體制。

景賢里當眾遭毀容的鬧劇不僅揭示了官員拖延誤事，更暴露出一套長官意志至上、缺乏民主決策程序的機制，是如何與社會價值脫節。

或許寶蓮寺在深山之上的故事，可以給我們更深刻的教訓。沒有誰知道為什麼寺內最古老的佛門建築可以不須要提交文物評估給古諮會討論而獲得拆卸批准；更沒有誰知道這是否與寶蓮寺的住持正好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內雄據一方的委員有關。

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政府，難以容得下一套開放公眾參與的決策機制，因為民主決策的結果可能違背了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令主事官員陷入兩難之局。什麼是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這自然離不開它的權力來源的利益。對於一個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來說，信任人民得冒上極大政治風險。

「參與樽頸」無法解開

可以預見，曾特首在下周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將會學懂更多的公民社會語言：「公眾參與」不僅是「公眾諮詢」，「夥伴關係」不是「由上而下」等等。可惜目前的政治現實是，所有公共政策的諮詢已經走到一個「參與樽頸」。參與的最終目的在乎影響決策：不管參與形式多新穎，參與人數多廣泛，一場又一場由官員主演「權在我手」的公眾參與遊戲始終會被報以噓聲。

皇后碼頭事件促使古物諮詢委員會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聽會，是古蹟保育史上最廣泛的一次公眾參與。可是參與的結果能夠打動委員們的良心，卻沒有動搖有關官員逆向行使「權在我手」的決心。這是「參與樽頸」的最佳示範。

皇后碼頭、景賢里和寶蓮寺等事件的意義遠超於保育與開發的爭議，這些疤痕正好活生生地說明了建立第四條支柱的迫切性。可持續發展的成敗正繫於此。

下次你在城中路過，發現另一道疤痕的時候，你可會想起無數人在默默構築的第四條支柱，還欠你的一雙手？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