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自兩家電力公司宣布明年加價後，市民不滿，政黨聲討，特區官員破天荒加入戰團，向自己監管的兩電開火。一時之間，子彈橫飛。究竟「讓子彈飛」的背後，有多少是假戲真做？各方爭論不休的「公眾利益」，會否變成最終被犧牲的籌碼？

今次電費加幅驚人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政府監管兩電的模式落伍失效，導致投資效益低劣，保證利潤卻高企不下，成本上漲的惡果則由全港用戶全盤承擔。

今天政府監管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起源於上世紀60 年代。當時政局不穩，殖民地政府資源緊絀，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利用協議向兩電提供優厚回報和長期穩定的投資條件，是審時度勢的權宜之計。1980 年代，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推動公用事業私有化，到了1990 年代初，在電力行業引入競爭已是全球大勢。1993 年政府重訂「管制計劃協議」，本應是收緊協議條件的大好時機，可惜又面臨九七政權交接的政治動盪，結果優厚條件維持15 年不變。此後10 年，中電和港燈在扣除通脹後的實質股本回報率，分別為平均19.4%及21.8%，成為全球兩家回報最高的上市電力公司，連新興市場中號稱「風險大、回報高」的拉丁美洲企業也自嘆不如，但兩電的營運效率卻只處於國際排名的中下游〔註一〕。

建制派護航失卻改革良機

政府在各界壓力下，於1999 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確認了兩電聯網及引入競爭的可行性，指出了聯網後足可令兩電節省投資4%至6%，還未計算廠網分家，引進第三者競價上網所帶來的效益，但聯網後兩電的利益不易均分，規模較小的港燈會較「蝕底」，所以兩電全力頑抗〔註二〕。

此後多年，政府對於改革電力市場之議拖拖拉拉，在多次立法會辯論中，建制派議員經常用「維持穩定電力供應」、「吸引國際投資」和「尊重合約精神」為借口替政府保駕護航。結果曾蔭權政府獨排眾議，於2008 年再次與兩電續簽「管制計劃協議」，名義上把固定資產回報率下調至9.9%至11%，但加入延長折舊年期等有利兩電的「魔鬼細節」，更放棄引入競爭的機會。以中電為例，過去3 年的股本回報率分別為22.5%、20.3%和19.6%，遠高於國際資本市場對投資級別的生產性上市企業，股本回報率只需11%至12%的要求〔註三〕。

特區政府在庫房水浸、本地投資環境吸引、內地電力公司樂於加入競爭的情下，仍然漠視民意，死抱國際市場早已唾棄的監管模式，為兩電繼續提供超高利潤保證至2023 年，試問如何能夠擺脫利益輸送的嫌疑？

帳目保密市民難窺真相

今次兩電根據協議加價，從特首曾蔭權到環境局長邱騰華，從自由黨到民建聯議員，忽然煞有介事，高喊「企業社會責任」。這場把戲的可信程度，就活像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和他的同伙，幾十年來力撐烏坎村幹部和發展商橫徵暴斂，忽然在明天高叫大家要對村民有良心一樣。烏坎村民不傻，難道港人會比村民更傻？

可惜，這種戲假情真的博弈始終容易穿崩。就在上周五的立法會會議中，當民主派動議使用立法會特權法，迫使政府交代兩電帳目和談判紀錄時，建制派議員便馬上反臉，否決議案，支持政府和兩電把文件保密，令市民無法知悉「年年被宰」的奧秘何在。

儘管政府希望這場假博弈不了了之，但市民要與兩電來一場真博弈，還是大有可為。

真正維護公眾利益，必須三管齊下：其一是促使兩電接受符合市場水平的合理回報，其二是促使兩電提高投資效益，其三是促使兩電持續提升環保及減排標準。今次兩電在公眾壓力下微調電費加幅，其實是玩弄掩眼法，全搔不癢處。調整後兩電的實收回報沒有減少（因少收部分可在將來追加），也沒有壓力提高效益或降低實報實銷的經營成本。

「陽光」檢討與燃料帳「剃頭」

要與兩電認真博弈，非採取以下兩項行動不可。政府應根據管制協議附表三A1(b)或(d)條款，動「發展計劃檢討」程序，要求兩電修訂投資方案，重估資產，壓縮成本和理順帳目，從而降低未來的電價。由於此條款賦予行政會議批核發展計劃的權力，所以兩電不得不認真回應。但過去的檢討是黑箱作業，因此今次公眾必須要求整個程序在陽光下進行。若兩電不願意公開資料，政府便應支持立法會動用特權法，超越管制協議的束縛，使檢討程序既合法亦合乎公眾利益。

兩電估計明年在燃料帳各有10 多億元的負結餘，理論上兩電可在來年向用戶增收燃料費彌補虧損，但若香港市民無法長期負擔這筆額外費用，在未來幾年拒絕追加燃料附加費，到2018 年管制協議到期時，兩電便只得把這筆虧損作為呆壞帳處理，一筆勾銷。

兩電撇帳或「剃頭」多少，市民便真正節省多少。有這後在手，政府便可以趁2013 年管制協議中期檢討的機會，要求兩電坐上談判桌，修改協議條款。我們並非鼓勵市民賴帳，但市民不是管制協議的簽字方，沒有責任承擔脫離現實的超高回報。兩電若因政治現實而無法「賺到盡」，也只是全球電力行業需要面對的正常市場風險〔註四〕。

政府樂於把矛頭指向兩電，但市民不應上當。兩電一直在政府制訂的框架中運作，但特區官員經常暗示，他們受協議束縛，無能為力，是典型的官僚誤導。為何市民在博弈中注定是輸家？關鍵不在於政府沒有籌碼，而在於建制派是否為大財團賣力，並且成功轉移視線，毋須為此而付出政治代價。

只消看看政府口硬手軟的表演：一面由特首曾蔭權充當網絡英雄，號召市民向兩電施壓，一面由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向中電送大禮，在亞皆老街重建項目豁免補地價30 億元，便明白箇中真相。港人要當贏家，便須準確對焦，戳破謊言。

註一，參考投資銀行分析報告：CLSA EmergingMarkets, "Hong Kong: Critique of the Scheme of Control",26/2/2003

註二，ERM, "Interconn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Hong Kong Electricity Supply Sector", October 1999

註三，港燈披露的數據比中電少，因此無法準確計算，但由於港燈的電價及借貸比率較中電為高，所以股本回報率應較中電更高。詳見公共專業聯盟「兩電加價初步分析報告」， 2011 年12 月， www.procommons.org.hk

註四，中電估計燃料帳會在明年有14 億元負結餘，參考2010 年中電在協議範圍內賺取淨回報78 億元，而股東資本為400 億元，即使在一年內全額撇帳，撇帳後的股本回報率仍達16%。

黎廣德

自上訴庭就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作出判決後，政府和建制黨派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所有似是而非的過錯，硬堆在朱綺華女士和支持她的公民黨和環保團體身上，對於真正有助香港向前發展的核心問題：如何改善環評制度、保障市民建康、避免因環境污染「滿瀉」而阻礙基建發展的關鍵議題，竟然不置一詞。

今次政府勝訴，是由於上訴庭法官認為應該給予環保署長酌情權，決定是否需要在環評報告中加入「基線評估」，因此政府並無違法。但法庭並沒有否定「基線評估」的重要性，更確立了一條重要的法律原則：環評條例要求項目倡議人「全力以赴」，無論項目污染量大小，均有責任把污染減至最低。

引入新準則全民受惠

一直以來，環保署長審批項目時主要倚賴一項準則：只要累積的污染量仍未把香港環境這個「大垃圾桶」倒至滿瀉，項目便可以過關；項目污染量是否減至最低，並不被視為法定要求。正因如此，儘管政府有很多可行方法減低港珠澳大橋的空氣污染 —例如設定東涌低排放區，禁止舊型號、高污染的車輛行駛，強制過橋車輛使用清潔燃料，在高污染日子限制車輛流量等等—即使居民和團體費盡唇舌，甚至環諮會委員加入說項，環保署長仍然可以置之不理，批出環境許可證。

今次上訴庭的判決，便是在「環境大桶不得滿瀉」的原則之外，新增了必須全力以赴將「污染減至最低」作為法例要求。但如何判定項目倡議人是否全力以赴，上訴庭將責任放在環保署長身上，除非她作出完全不合常理的判斷，法庭不會輕易干預。但同一時間，上訴庭在判詞第41段，就這點要求引入了一項準則，便是「倡議人必須令環保當局滿意，將會使用『最佳可用技術』以防止或把污染減至最低」。

因此，從今天起環保署長新增了一項法定責任：在審批環評報告時，須先確保項目倡議人已經採用了『最佳可用技術』以防止或把污染減至最低，否則不能發出環境許可證。這個新門檻適用於港珠澳大橋及今後的所有項目，對保護環境和公眾健康的意義重大。誠然，法庭容許環保署長對於如何應用這項準則作出專業判斷，但這並非等於署長可以任意而為，因為她的決定必須建基於科學與事實。

政府守法才能雙贏

今次上訴庭的判決十分巧妙，若然政府嚴守法律，其實可以為與訟雙方創造了雙贏的空間：政府可以取得環境許可證進行大橋工程，市民獲頒更嚴謹的法律準則以減低污染。然而在判決當日，運房局長鄭汝樺馬上宣佈大橋復工，完全抹殺了環保署長王倩儀還須按判決重新審查環評報告的法定責任，令人擔心政治姿態會否凌駕專業判斷？香港人會否贏了工程、輸了健康？

若果環保署長決心履行法庭頒令的新準則，她便應該馬上着手：

一、為港珠澳大橋重新發出環境許可證前附加新條件，確保路政署採用『最佳可用技術』把污染減至最低；

二、為各類『最佳可用技術』制定新指引，方便所有項目倡議人编製環評報告；

三、馬上開展一項聚焦於香港西部的「地區策略性環評」，把港珠澳大橋、機場擴建、東涌新市鎮擴建及垃圾焚化爐等項目的累積性影響綜合考慮，作為項目設計和決策的依據。

機管局第三條跑道的顧問報告披露，光是港珠澳大橋這些基建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已經霸佔了「環境大桶」的六成半份額，即使興建第三條跑道也只能使用四成升降量。若果環保署長任由項目倡議人「只顧自己快上，不管後來者死活」，將來香港發展無法持續，罪魁禍首不是別人，而是剛愎自用的特區政府。

 玩弄民粹令發展鑽入死胡同

政府玩弄民粹政治，搬出所謂「延遲半年成本增加65億元」的數字(內含水份多少無人知曉) ，既抹殺了政府一直拒絕改善環評制度的責任(余若薇議員早在三年前已催促政府改革) ，更掩蓋了市民為空氣污染所付出的代價(參照香港大學達理指數的計算，去年的經濟損失為138億元) 。若果政府在建制黨派的慫恿下，到了今天還要諉過於人，並因此而拒絕遵從法庭頒令的準則，將會是環境管治黑暗的一頁。

公民黨一直以來，站在保護環境和市民健康的最前線，因此為朱婆婆提供協助，義無反顧，這亦是我們頭一天已經說明的事實(見今年4月19日各大報章報導) 。朱婆婆近兩年來頂住兒媳的埋怨和街坊的嘲諷，任何人都能理解她只想擺脫一切麻煩，不願再受困擾的心情。以自由黨為首的建制派，一方面暗指公民黨「操控」「教唆」朱婆婆，一方面說公民黨「沒有勇氣」支持朱婆婆，不但扭曲事實，更會嚇阻所有見義勇為，甘願挺身而出的市民。建制黨派為了一時一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惜損害香港的法治根基，實在令人心寒。

民粹像鴉片：煽動民情容易，回歸理性困難。還望圍繞著大橋和外傭兩宗官司起哄的政黨，撫心自問，誰在迫使香港法治與環境付出沉重代價?

下任特首須處理地產霸權問題

韋志堅
公共專業聯盟土地及經濟組召集人
www.procommons.org.hk

筆者的太太周末都會到附近街市買生果，但肯定不會光顧其中一檔賣橙的小販，因為他經常大聲責罵顧客： 「買便買，不買便不要弄壞我的橙。」這位小販很有「霸氣」，但沒有「霸權」，因為捱罵的顧客都會光顧其他攤檔，可幸的是街市內還有很多其他選擇。但試想想，如果他是市場唯一供應者或少數供應者之一，我們即使捱罵，也要吞聲忍氣買他的橙時，他便切切實實地擁有「霸權」了。

香港住宅樓宇的「縮水樓」問題，長期存在，而且不斷惡化。報章報道，屋宇署曾隨機翻查不同年代的住宅面積，結果顯示，1972 年實用率約93%，1986 年約90%，1993 年已跌至77%，而2010 年的個案則只有76%。我們窮一生的積蓄，可買到的樓宇實用面積竟然愈來愈小。近年住宅單位的房間面積細小，入房便要上牀，書枱也要設在窗台之上。生活上其他例子最能說明問題的荒謬：讀者換手提電話時，會否愈買愈少功能？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完全沒有選擇，市場供應的全是「縮水樓」。如果說地產發展商沒有「霸權」，那麼為何會出現這種情况？

托樓市為什麼不托薪金？

筆者用一個直接的例子說明香港地產商的霸權。讀者應該不會忘記，2002 年前後，香港正處於經濟通縮時期，當時物價不升反跌，樓市、股市、薪金等都在下跌。根據經濟規律，香港是要通過降低全社會的價格以重拾競爭力。由於地產商擁有特殊的政治影響力，結果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為地產市場托市。政府為什麼不同時推出措施為我們的公積金托股市？又為什麼不出招為我們的勞動力市場托薪金？為什麼只為地產市場托市？

托市的後果非常嚴重。香港政府在各行各業通縮的情况下只托地產市場，產生了龐大的財富再分配現象。財富價值由通縮的經濟環節，轉移到沒有完成通縮的地產環節，加劇了貧富懸殊，並提高了物業營運成本。其他經濟環節便要承受這高昂的租金成本。例如飲食業要交貴租。托市行動到2010 年政府恢復賣地才停止。倘若沒有地產界的霸權，為何會有這種情况呢？

政府在極少數的情况下，可以基於公眾利益出手救助個別銀行或公司，可是，該銀行或公司必須先把資產減值，從股本中撇帳，並需交出銀行或公司的管理權給政府。政府於是趁機調整公司及整頓市場結構，以防止問題再現。

但政府在2002 年為地產商托市後，沒有整頓地產市場，或加強市場的結構，例如增加競爭讓市民有更多選擇等，反而縱容地產商，造成他們只供應「縮水樓」，市民別無選擇。這就是地產商的「霸」。政府訂立政策時，向地產商傾斜，特別是為他們托市。這就是地產商的「權」。諸君還看不到香港有地產霸權嗎？

股市樓市法例合一

若要消除地產霸權，政府除恢復定期賣地外，還要整頓地產市場和開放市場，以類似管理股市的法規，管理地產市場。買樓比買股票的投資更大、更長遠，故「股市、樓市法例合一」是很有道理的。最後，仿效開放電訊市場般開放物業發展市場，鼓勵更多地產商加入發展物業行列。增加市場獨立參與者的數目，造就真正的競爭。具體政策建議之一，是政府制訂政策，協助原業主自助重建舊樓，讓其能享受重建後的龐大利益和可原區居住。

香港樓市已成為資產泡沫，經濟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泡沫必然爆破。現屆政府沒有勇氣及早制止泡沫的形成，那麼下任特首將會面對更嚴峻的情况。筆者謹此先向下任特首進言，不要重複董建華政府的錯誤，地產泡沫爆破時切勿托市，因為這將加劇香港的貧富懸殊，使社會日後更不穩定。